讓台灣在歐洲變得清晰易懂：捷克議會外交與歐盟的去風險化策略

讓台灣在歐洲變得清晰易懂：捷克議會外交與歐盟的去風險化策略

Feb. 3, 2026, 10 p.m.

2026 年 1 月 28 日 — CEIAS Insights
作者：Renata Westlake

隨著歐盟推進其「去風險化」（de-risking）戰略，捷克的經驗顯示，台灣長期以來在科技與民主價值上的重要性，正日益在歐洲不斷轉變的安全與韌性論述中變得關鍵且具體。

重點摘要

在歐盟的視野中，台灣愈來愈被視為強化經濟安全與整體韌性的合作夥伴。
捷克與中國及台灣互動的經驗，於歐盟轉向去風險化的過程中，對政策形塑產生了實質影響。
透過議會外交，並凸顯對中國經濟依賴所帶來的風險，捷克展現了小型國家如何在歐盟內部扮演議題設定者（agenda-setter）的角色。

近年來，歐洲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顯著轉變。儘管台灣對歐洲具有高度相關性，但直到不久之前，台灣在歐洲公共與政策辯論中，仍多半被放置於其與中國之間敏感關係的框架下加以討論。如今，台灣則愈來愈被連結至科技安全、供應鏈韌性、民主制度的保護，以及去風險化策略等議題。

這樣的轉變無法歸因於單一事件或個別政治行動者，而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，反映出歐洲各國在與中國互動時，逐步意識到科技依賴與經濟脅迫所帶來的風險。捷克的經驗正好符合此一趨勢，並成為促使更廣泛歐洲辯論啟動的早期觸發點之一。

捷克案例之所以引人注目，在於它顯示，一個歐盟內的小型國家，並非依賴經濟實力，而是透過政治訊號、議會外交、媒體能見度，以及面對威權壓力的實際經驗，成功在歐盟層級成為議題的推動者。

國內政治對抗與台灣作為替代性論述框架的浮現

關於台灣的辯論並非憑空出現。2010 年代，捷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深受總統米洛什・澤曼（Miloš Zeman）及部分政治與經濟菁英的路線影響，該路線強調與北京合作所帶來的經濟機會。然而，這種做法逐漸引發反彈，包括來自國會在野黨、媒體以及專家社群的質疑，他們對安全風險、中國投資所附帶的政治條件，以及北京干預民主程序的行為表達高度憂慮。

在這樣充滿爭議的國內政治環境中，台灣逐漸浮現為一種象徵性與政治性的替代選項，用以對抗當時領導層以中國為中心的政策方向。

在此背景下，由捷克參議院議長雅羅斯拉夫・庫貝拉（Jaroslav Kubera）所規劃的官方訪台行程，成為對該政策路線的象徵性挑戰。這是首度由現任國會領袖進行的此類訪問。中國隨即以施壓與威脅回應，包括對捷克企業可能面臨「後果」的警告。庫貝拉在收到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警告信後不久，突因心臟病辭世，其繼任者米洛什・維斯特奇（Miloš Vystrčil）隨後接手並延續其計畫。

最終，2020 年 8 月的訪台行程，不僅是一項外交行動，也成為捷克國內關於主權、抵抗外來壓力與民主韌性的政治爭論的一部分。

中國對捷克行動的回應——包括外交抗議、公開威脅及針對商界的警告——實際效果與北京原先的意圖背道而馳。這些行動非但未能壓制辯論，反而使討論更加激烈。媒體開始更系統性地關注中國影響力、安全風險以及不對稱的經濟依賴問題；對訪台行動的政治支持在參議院內外持續升高；與中國的關係也被納入更廣泛的民主韌性討論之中。同時，台灣的能見度不僅在捷克國內提升，也在國際層面受到更多關注。

議會外交作為小型國家的工具

米洛什・維斯特奇的訪台行程，標誌著捷克議會外交在國際關係操作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此行引發了一連串政治訪問與互動，為捷克與台灣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連結鋪路。同時，這也反映出捷克在 2021 至 2025 年、由總理費亞拉（Petr Fiala）領導期間，對台政策的明顯轉向。

這樣的發展顯示，維斯特奇的訪台並非單一象徵性動作。事實證明，議會外交是一項極具價值的工具，特別是在行政部門主導的外交政策受到限制時，它能為關鍵議題創造討論空間，而不需立即承擔正式承諾的壓力。在此意義下，議會外交並未創造全新的制度工具，而是提升了台灣在歐盟安全與韌性對話中的能見度與正當性。

類似的作法也逐步在歐洲層級展開。歐洲議會通過加強與台灣關係的建議，並於 2021 年 11 月派遣官方代表團訪問台北。捷克案例在此過程中，成為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前例。透過這些發展，科技安全、經濟韌性與政治價值的討論逐漸交織在一起，建立起從國家層級（如捷克案例）通往歐盟去風險化戰略的論述橋樑。在此框架下，台灣不再僅被視為民主象徵，也被視為在半導體、科學研究、數位化與具韌性供應鏈方面的重要合作夥伴。

從雙邊壓力到歐洲體系性的關切

中國對維斯特奇訪台行動所施加的壓力，並非捷克獨有的案例。在其他國家也可觀察到類似模式。例如，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後，中國對挪威採取凍結商業往來、限制鮭魚進口及長期外交施壓等措施。2020 年，澳洲政府呼籲對 COVID-19 起源展開國際調查，中國隨後對煤炭、葡萄酒、大麥、牛肉、龍蝦等多項進口商品實施制裁。

在這些案例中，中國的經濟與外交施壓，反而促成相關國家外交關係的多元化、中國國際形象的惡化，以及雙邊關係中安全框架的強化。

2021 年涉及立陶宛的事件，尤其對歐盟如何理解經濟安全產生關鍵影響。立陶宛於同年 11 月在維爾紐斯設立「台灣代表處」，此舉引發北京強烈反應，中國隨即施壓跨國與歐洲企業，要求其將立陶宛製零組件排除於供應鏈之外，導致立陶宛對中出口銳減 80%。

這類行為因涉及「單一市場的武器化」，在歐盟內部引發高度關切。歐盟隨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正式申訴，指控中國的限制性貿易作法與經濟脅迫。作為回應，歐洲執委會開始起草《反脅迫工具》（Anti-Coercion Instrument），並於 2023 年 12 月正式生效，旨在強化歐盟應對與反制外國行為者脅迫行為的能力。

歐盟的回應顯示，中國問題已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雙邊議題，而是攸關整個歐盟的系統性問題。這些案例共同促成歐洲對「經濟依賴可能被武器化」的集體認知，而此一認知正是後來歐盟去風險化政策的核心基礎。即便澳洲與立陶宛之後試圖修復與中國的關係，歐洲對科技依賴與政治壓力的理解框架，已不可能回到 2020 年前的狀態。

隨著對中國依賴風險的認知逐漸擴散，捷克不僅透過象徵性行動，更以實際政策設定發揮先行者角色。捷克在中國 5G 網路設備供應商的安全辯論中居於領先地位，當歐盟仍在猶豫是否允許中國企業進入關鍵基礎設施時，捷克國家資安機構早在 2018 年便針對華為與中興的軟硬體風險發布警告，實質阻止其部署於重要國家基礎設施中。

該警告是歐盟內最早的類似行動之一，也成為後續歐洲有關科技依賴與戰略自主討論的前奏，並協助在歐洲層級正常化一套以安全為導向的科技依賴語彙，進而形塑後來的去風險化政策。

捷克並非單獨行動。在此脈絡下，捷克與波羅的海國家、荷蘭及北歐國家一道，促成了對中國理解框架的轉變——不再僅視其為經濟夥伴，同時也被視為政治與安全風險的來源。這樣的轉向，進一步影響了歐洲如何評估與台灣等行為者的合作關係。